一、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导致国共内战爆发。然而,这个时期中国面临更大的威胁——日本侵略者的入侵。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陆续侵占中国领土,中国陷入国家危机,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国土丧失严重。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多次武装冲突和对抗,中国社会分裂,战乱不断。面对共同的外敌侵略,中国社会普遍呼唤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共同抵御日本侵略。
二、周恩来、蒋介石庐山谈判
“庐山谈话会”召开前的1937年6月l2日,周恩来初上庐山,就国共两党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问题,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交换了意见。7月17日下午,周恩来再上庐山后,与秦邦宪、林伯渠等人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正式谈判。发表了《抗战宣言》的蒋介石心情十分愉快,他握着周恩来的手笑着说:“恩来先生,我们在黄埔、在北伐时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只要贵党有诚意,我们以后还会很好合作的。”周恩来爽朗地说:“抗日救国是我党一贯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们赞同蒋委员长在《抗战宣言》中所表明的态度。只要各党各派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人民的要求,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好的。”
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图片来源:历史网)
随后,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并就其中关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问题,作了说明。经过几轮磋商,国共合作抗日之事,终于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取得基本一致意见,国民党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同意中共拥有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并向中共独立指挥的军队提供武器给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等。
三、南京国防会议确立持久作战方针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8月上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在南京举行国防会议。中共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应邀从陕西前往南京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中共就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一线临战战区适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日军之翼侧的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中共的上述方针、原则及其战法,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方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37年8月l8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持久抗战的作战原则。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胜利”的战略方针。至此,在国其两党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抗日战争实行持久作战的战略总方针正式形成。在战略部署上,会议议定以一部兵力于华北各要点重叠配备,多线设防,逐次抵抗;集中兵力于华东,力保淞沪要地,掩护南京;另以少量兵力扼守华南各主要港口。
四、红军改编的曲折
(一)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方针的时候,蒋介石依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并于1936年10月亲赴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并调集数十万中央军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张、杨两将军在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均遭斥责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并控制了西安全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事变前并未告知中国共产党),希望听取中共意见,并要求红军南下进驻渭北地区,以察形势变化。中共中央经研究,接受了这一请求,红军遂于12月15日由陕北南下陆续进驻渭北地区,主要兵力集中在咸阳的泾阳一带,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云阳文家大院。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并派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确立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杨共同努力,经过两天的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图片来源: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自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为红军改编尽快奔赴抗日第一线打下了基础。
(二)中共中央为促进国共合作、尽快实现改编而努力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等五项要求,及在国难当头下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对国民党作出了重大让步,希望能尽快实现合作,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电文发出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中共中央同时派代表直接同蒋介石谈判。从2月至7月初,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先后同国民党代表直接谈判。蒋介石的基本企图是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其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其真实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6月上旬,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蒋介石甚至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及由国民党人任边区政府正官长的无理要求,被周恩来予以坚决拒绝。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三)被迫同意红军改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致电蒋介石,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卢沟桥事变(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令红军将领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集中,研究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重大问题作了严密细致的部署。
7月下旬,平、津相继沦陷。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逼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此时,蒋介石也十分恐慌,急欲壮大正面战场军队的力量,即考虑立即调动红军开赴前线,以维护其统治心脏南京。遂于8月中旬被迫同意签定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实行独立自主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等。9月22日,蒋介石同意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至此,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各师的军官。当日,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发表通电,并宣告部队已整编完毕,即将开赴前线作战。
八路军所属三个师的编成和主要领导干部配备如下:
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编制15500人。第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三十二军和西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及红军总部直属队一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编制14000人。
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和西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及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编制13000人。八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3000余人,全军约46000人。地方红军10000人编为保安队,高岗为司令,肖劲光为副司令,军饷照给。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人数未减,编制级别却大大降低,由原来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大多数军官不得不降级使用,高级将领大都“官降三级”,如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许多连、排级军官又当起了士兵。
(四)红军主力在云阳、桥底改编后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共4.6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早于8月6日命令红军主力集中于云阳地区,整装待命。第一一五师在云阳地区集结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全师1.5万人;第一二〇师在富平庄里集结编成,贺龙任师长,肖克任副师长,全师1.3万人;第一二九师在桥底集结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全师1.3万人。红军改编完毕,朱德总司令于8月底在云阳传达了洛川会议精神。随后,在云阳大操场举行了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动员大会。大会由邓小平主持,参加大会的除驻云阳地区红军全体指战员外,云阳各界代表及云阳、培英两所小学的全体师生参加了大会。大会向红军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建军10周年纪念章。朱德总司令作了红军改编和开往华北前线的动员讲话。与会指战员热血沸腾,群情振奋,决心奔赴抗日前线,狠狠打击疯狂的日本侵略者。
改编时,朱德总司令要求将红五星军帽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脱下红军军装、穿上国民党灰布装的时候,许多指战员思想不通,有的伤心落泪,有的愤愤不平。朱总、彭总等耐心地向他们讲解国内矛盾已经转化,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说明改编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不会改变的道理,消除了指战员们的思想顾虑。
9月2日,第一二〇师在富平庄里镇改编,并举行誓师抗日大会,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出席,朱德总司令做动员讲话。
9月6日清晨,第一二九师在泾阳桥底三里村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誓师大会。大会由陈庚旅长主持。临开会时,天空忽然下起雨来,师长刘伯承等泰然自若地站在检阅台上,全体指战员列队站在雨中,秩序井然。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刘师长骑马检阅了部队,然后在雨中进行宣誓。
会后,各师部和总部分批从驻地出发,经三原、富平,过蒲城、澄城,跨合阳、韩城,然后从韩城芝川镇渡口乘木船过黄河,奔赴到山西抗日前线,同日军直接作战。10月,中共领导的南方8省11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全军共1万人,改编后开赴华中敌后抗战。
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难曲折的历程,终于完成了改编,奔向抗日第一线。
文章来源:
[1]张文俊.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J].安徽史学,2022(01):65-72.
[2]樊士博.红军改编过程中军队指战员的思想变化及其平复[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12):26-31.DOI:10.14019/j.cnki.cn31-1856/k.2019.1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