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四军党内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

1929年末，中国革命逐渐由低谷走向复苏，在农村呈燎原之势，许多革命的农民潮流似的加入党组织，农民成分的党员很快远远超过工人。红四军便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根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成分仅占23%，大量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党内和红军内部。

毛泽东认识到，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不利于党内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在古田会议召开前一个月，毛泽东在汀州还曾号召工人加入红四军，但由于农村地区工人数量极少，通过改变红四军党员的成分来使红四军“无产阶级化”的计划便无法施行。

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克服党内和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红四军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古田会议旧址（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二、红四军的党内争论

临时军委的存废问题引发红四军的党内争论。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成立。6月，中央指定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织前敌委员会，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打仗，形势严峻，前委和军委机构就显得重叠。为“应付恶劣环境，减少领导层次，便于机断”，前委决定军委停止办公。5月，由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前委感到不能兼顾军队和地方工作，因此决定组织由刘安恭任书记的临时军委。刘安恭刚从苏联回国，不熟悉中国革命，便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做法，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规定前委只能讨论行动问题，不应干涉其他事项。这无形中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在永定县湖雷召开前委会议来讨论“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湖雷会议上就三个议题展开讨论：“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其总的精神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争论的焦点是“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6月8日，在上杭县白砂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最终表决取消临时军委，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1929年6月中旬，红四军前委出版的《前委通信》刊发了毛泽东、朱德分别于6月14日、6月15日写给林彪的长信。这两封信坦率地陈述了双方对“党员党内绝对无自由、一切工作归支部、党管理一切”等问题的见解和分析，引起了极大反响。

为尽快解决党内的争论问题，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的分歧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前委下再设军委确系机构重叠，并否认存在“书记专政”。但是，毛泽东向大会提出克服红军存在的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正确主张并未被会议的多数代表接受。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后，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大为削弱。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发展，加上忽视对俘虏兵思想教育和组织改造的工作，在出击东江第二次攻击梅县失败后，“逃跑、落荒者”甚多。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政治工作，使红军经不起挫折和失败的考验。

三、”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

“中央九月来信”明确指示红军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对红四军的党内争论作出最终裁断。1929年6月，毛泽东在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后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协助指导地方工作。8月下旬，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来到上海汇报工作。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陈毅的报告，并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即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通常称为“中央九月来信”）。这封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是对中国革命运动特征重大的论断。指示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是红军与普通军队的重大差异。指示信还要求纠正红军中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带回“中央九月来信”，并向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朱德表示，无条件地接受中央的指示，承认过去的错误观点。毛泽东也认为以前工作态度和方式不对，并表示红四军的党内争论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只有观点意见的不同，没有不同派别的组织。“中央九月来信”促进了毛泽东和朱德在党内的团结，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正确指导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四、古田会议前的调查研究

为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前开展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1929年11月底，毛泽东在长汀城召开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毛泽东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讲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一般道理，工人和农民要团结起来，才不会受欺负，不做亡国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驻新泉，开展了著名的“新泉整训”。为清晰认识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表现，毛泽东召开由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毛泽东不只是在红军内部做调查，而且还向农民做调查。经过十多天的整训，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思想认识达到高度统一。

《古田会议》作者：何孔德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12月中旬，红四军领导机关和部分红军进驻上杭古田，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毛泽东主持召开支队以上党的书记、组织和宣传委员的联席会议，为古田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他向大家说明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和方法，要求大家一起来弄清楚红四军党内存在哪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一起讨论并提出纠正的办法。会议采取小组讨论的方式，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每个小组讨论一两个问题。这样的专题讨论特别活跃，大家争相发言，把各种问题和观点都摆出来讨论，有时甚至各不相让、争执不下。

毛泽东对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研究党内军内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根源、危害以及纠正的方法，并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草案，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完成了准备工作。

多种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案

（图片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五、古田会议胜利召开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隆重召开，12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担任书记。12月29日，会议胜利闭幕。

“古田会议”场景（图片来源：军博建党百年主题展）

古田会议找到了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积淀凝聚成为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古田会议精神，凸显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精神内核，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光辉里程碑。

时至今日，“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民主集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一系列古田会议精神的内涵在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发展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古田会议精神，对于保持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组织报告》（1928年6月30日），收录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五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37.

【3】见证古田会议[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48；177；311；320；321；325.

【4】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142；152-153；297；299；301-30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六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37；116-119；224；230；512；520.

【6】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09；215-216.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