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君共和”：毛泽东为经济体制改革留下的一笔重要资源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自觉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创建起来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以“虚君共和”为特征的替代性战略构想，并不遗余力地开展改革尝试和探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思想与历史资源。

一、“虚君共和”的首次尝试

毛泽东的反思对象是新中国顺利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对“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并不完全满意。他认为，这种胜利是建立在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上的，这种体制有助于国家集中资源，但也极大地抑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因此，这种体制虽能短时期内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序展开，但长期下去不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1 “一五计划”（图片来源：cctv百炼成钢）

正是基于这一战略考虑，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以专门篇幅集中讨论了中央与地方的应有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中央过于高度集权，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不利于调动各地各级的积极性。因此，在积极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政府的纵向权力结构必须“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搞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与此同时，他要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积极经验。

图2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图片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在这种逻辑的推动下，毛泽东于1958年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放权”行动。在这一年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此后，与放权构想相联系，毛泽东大力倡导发展地方工业，主张有条件的协作区和省份要根据自身条件建立各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形成经济多极发展的积极局面和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在这场放权行动中，放权的范围包括企业管辖权、物资计划权以及财政支配权等。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当时既有经济管理体制的一次釜底抽薪式的变革。对此有专家认为，1958年以后的中国经济体制“已经不再属于中央财政集权型，更像地方财政分权型”。

二、“虚君共和”的再次启动

然而，由于这场大规模放权速度过于迅猛，各级领导机关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许多配套措施没有到位，放权导致了经济秩序的混乱。1959年以后，中央又陆续将部分下放到地方的企业往上回收。之前被改革掉的东西纷纷恢复，下放给地方的工厂也被大规模地收回中央，原来因应放权而裁减的中央机构编制再度膨胀，职能也重新得到强化。物资管理、银行工作、工程建设、工业生产战线等领域的中央垂直管理更加强化。

1964年以后，随着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再次密集地批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制。他多次告诫经济部门不能以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并以我们“也许走了错误道路” 的说辞，警告这种集权式的管理体制。为了推动体制的变革，他要求认真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对经济工作实行“彻底的革命”，并于1969年倡导重新进行“虚君共和”的改革。

1969年2月27日，全国计划座谈会印发了关于“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中央各部企业管理体制下放”和“改革物资管理体制”等三个文件，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机构和编制与事权大幅下放相适应，力图从机制上防止管理过死过细而抑制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总体上看，由于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形势下，毛泽东推行新一轮“虚君共和”的改革，并没有碰到明显的政治阻力。

三、“虚君共和”改革实践的当代意义

综观毛泽东围绕“虚君共和”的改革实践，不难看出，他对于“虚君共和”的构想，态度是严肃和郑重的，前后思想和实践也是自洽和一致的。核心的内容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战略家的深邃洞察力和远大眼光。因此，他的构想和探索具有突出的历史意义。

首先，经过毛泽东两次改革的实践，尽管带来了许多混乱和困难，但改革至少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变革了原有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了地方与中央分权的经济管理格局。正是有了这一制度性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采取渐变的方式而不是“休克疗法”去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告别苏联那种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毛泽东所推进的“虚君共和”改革，有着不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亦得益于此。

其次，经过毛泽东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洗礼，中国普遍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的依赖路径记忆。反对中央高度集权，放权地方和企业几乎成为共识；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包括推进社队企业的发展，在共和国的多数时段里也几乎不可阻挡；缩小国家物资调配和管理范围，加大市场调节空间也基本成为一种趋向等。

最后，毛泽东的改革实践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并直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工作的有力工具。大家都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它明确地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而为这种改革提供直接理论支持的资源，最主要的还是毛泽东在这一改革中留下的重要理论与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小平关于“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的思想及其以后所推行的改革开放，实质上都是围绕如何解决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许多问题而展开其思路的。

图3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图片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文章来源：

1.“虚君共和”：毛泽东为经济体制改革留下的一笔重要资源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228/c423718-309170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