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已是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由组织安排，从陕西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翌年1月，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选入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政府委员时，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图一贾拓夫（图片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在苏区，他先是协助陈云做白区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白区理论班的工作。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国民党报纸，上有消息写道：“陕北刘志丹部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聂荣臻立即将报纸专送司令部叶剑英。为核实消息真伪，充分了解陕北红军情况，叶剑英找到中央红军中唯一来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看完报纸后，贾拓夫高兴地说：“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动势力周旋。”贾拓夫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陕北具有进行革命的牢固阶级基础、良好的群众觉悟以及充分的战略机动空间等优势。

听完贾拓夫的汇报，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彭德怀看完后，又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彭德怀回来说：“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由于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事关重大，毛泽东找来贾拓夫当面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毛泽东听后兴奋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就好了！”并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号召大家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沿阵地。”并宣布将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27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前往陕北，并设想“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贾拓夫就作为陕甘支队的向导，跟随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概况，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10月19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及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后改为吴旗）镇。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一、为党的民族工作做了开创性工作

1935年11月至1936年初，贾拓夫担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36年1月至5月，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193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贾拓夫、毛齐华率领中央巡视团到三边巡视工作。临行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他们到三边后，配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对不该没收的部分坚决退回原主。在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过程中，对各民族团结不利的规章与习俗，坚决予以废除，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各阶层广大群众中树立了新的信誉。

1939年，中共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工作。西北工委是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于1938年底在延安成立的，是中共为开展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贾拓夫在这个组织中兼秘书。

工作中贾拓夫多次和西北工委其他同志一道深入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和蒙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并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两份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从理论和政策方面提出了党对团结回族和蒙古族共同抗日的各项重要意见。毛泽东在报告上面亲笔批了“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

为了在西北各省回族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贾拓夫建议在延安建立一座清真寺，一座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为“清真寺”和“成吉思汗纪念堂”题字。贾拓夫还建议回协在延安设立两所清真食堂，为来往的回族人民提供方便。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贾拓夫先后参加组织了蒙古族和回民两个文化促进会。同年，白如冰（时任“三边”特委书记、绥远省委书记和晋绥边区党委书记）从绥远省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大青山根据地和蒙、回民族工作时，贾拓夫参加了会议。会上，贾拓夫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对团结和争取蒙古族、回族广大人民，包括蒙古族、回族的爱国上层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提供了很多重要情况和宝贵意见，对开展民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5月，毛泽东根据陕西省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经验，亲自为西北工委起草了《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著名的十六字方针。贾拓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陕西地下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贯彻落实的意见和办法。

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后，西工委即将工作移交西北局，贾拓夫调西北局先后任常委兼秘书长、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长，7月，西北局设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为主任。

为了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贾拓夫建议将陕北公学民族部与中央党校的回回班合并改为民族学院，乌兰夫任院长。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对中共西北公委、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贾拓夫工作的肯定。

二、为边区财政经济发展努力

1942年6月，为统一管理西北与陕甘宁两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委员会，林伯渠、贺龙为正、副主任，下设西北财经办事处。贾拓夫被任命为办事处副主任。

为了掌握西北财经工作的第一手材料，他一方面找各个专业领导者了解情况，一方面深入基层接触群众，掌握了大量各种不同的典型材料。这年他参与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的起草工作，给报告提供了许多参考材料，受到林伯渠的表扬和好评。

1943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边区几乎陷入没有吃、没有穿、没有办公用纸的严重困难局面。贾拓夫协助贺龙、陈云坚决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土特产出口换回必需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笼边币，又以边币的发行支持生产和财政，加之边区军民努力生产，在较短时间内，渡过了难关，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内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松一口气”的思想，放松了生产和工作，使边区财政收入大大减少，10月份税收仅占7月份的40%。加之在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时候，边区大批干部及部队开赴前线，财政支出急剧增加。日本投降时，本来边区财政积蓄可以用一年，由于收少支多，几乎把积蓄用光了，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给边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了打破封锁，改善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1945年秋冬，西北财经办事处在贾拓夫的主持下，召开了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他强调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多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具体化，并提出五项具体措施：一是为进一步实现边区军民所需棉花、布匹的自给自足，必须扩大棉田种植面积，推广优良品种，从年产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年产人均4斤的水平。二是财政上要继续贯彻实行“长期打算”积蓄物资的方针，并实现消灭财政赤字，争取做到更多的财政结余。三是更好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和发展边区的国民经济，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档消费品的税率，降低食盐及其它土产出境的税率。四是在贸易工作上，要提高土产价格，并以物物交换进行核算，争取出入平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五是金融工作中，首先要弄清边、法币同流的程度，生产交换的情况，发行参量与当时物价的比例这三个基本先决条件，严格制止货币发行的随意性，控制货币发行量，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边区财政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财政收入增加，并有了较多的节余。

1947年和1948年初，贾拓夫带领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财经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石家庄举行的华北财经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由董必武主持。会上确定了今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强调逐步实现农村工作向城市工作的转变，以迎接新形势的迅速到来。贾拓夫在石家庄利用有限的时间，夜以继日地调查，并搜集了许多关于接管新城市工作的经验及文告等资料。此后他写下几万字《论转变》的学习心得，发表在党内编辑的《干部必读》上。

1948年至1949年春，贾拓夫的主要任务是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战线全体人员，做好由农村到城市工作重心转移的准备，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同时充分利用前线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放手发动群众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边区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解放全国的战争。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贾拓夫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同时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

接管西安时遇到一个难题，即市场动荡不安。这方面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而是比金圆券强硬多倍的银洋。商人囤积居奇，并拒收人民币。一些干部和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向市人民政府建议人民币先不出台，让银洋流通。贾拓夫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耐心地解释说，这是万万不可的，这样只会使市场更加混乱，使人民币更难树立信用。市政府果断宣布以人民币为本位币，使人民币取得合法地位进入市场并公布各解放区城市物价，促进商店开门营业。

不久，政府又针对银洋脱离银行牌价在市面流通、导致物价上涨的情况，再次明令禁用银洋与铜元，并提高银洋收兑牌价。此外，贾拓夫还责令贸易公司抛售物资，税收机关除废除一些反动苛捐杂税外，一律按原税目、税率和税制，立即开征各项税收，司法机关不受理一切有关银元纠纷案件。采取上述措施后，物价从波动趋于平稳，人民币在市场上也开始扩展。可是不久，因国民党军反扑到西安附近，特务分子谣言破坏，加之北平、上海、天津物价上涨对西安市场的刺激等原因，引起一场大的波动，在黑市，1个银元由兑换3000人民币猛升为1万多，甚至发生拒用人民币现象，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后经市政府广泛深入宣传，严厉打击匪特活动，特别是华北大军源源到达陕境，加以市政府继续抛售物资、开征营利所得税，并宣布公粮折收10%人民币，银行汇兑存款，并在黑市低价抛出银元，以黑市打击黑市等办法，才使波动平伏下去，银元黑市兑价从1万多元跌到1000余元。

贾拓夫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说：“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要贯彻党的金融政策，就必须与银洋作坚决斗争，要打击银洋就必须实行全面动员，即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与群众力量相配合，城市与乡村相配合，这个地区与那个地区相配合，在这四面八方统一的方针与步调下，才能逐渐压缩银元阵地，扩展达到贯彻本币一元化。”

以贾拓夫为首的西北财委，经过几年的努力，使长期在国民党旧政权横征暴敛下濒临破产的西北城乡经济得到复苏。在广大农村，粮食生产逐年增长，在城市，首先把发展壮大和加强国营经济放在重要地位，同时坚决执行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展城乡互相帮助，内外交流，在政治上、经济上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优惠的照顾，并欢迎在解放前夕由于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政策而离厂的资本家迅速回厂继续经营。这些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执行，使西北工商经济能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文章来源：

贾拓夫：党内会搞经济的“陕北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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