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至 1949 年，在湖南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和武汉大学校长，并担任中国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及院长等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李达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务委员，第一、二届政协委员。

三、个人贡献

创建平民女校

平民女校是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妇女学校。李达让夫人王会悟出面筹建。1922 年 2 月，平民女校诞生。学校负责人李达、王会悟、蔡和森、向警予，李达任校务主任，兼教数学课，王会悟兼教语文课，邀请了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高君曼等担任各课程教员。学校仅有一栋二层的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共有学生 30 人，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女校学生。学校安排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虽然学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李达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达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名家大师，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综合创新。

2.人物经历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9 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时，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干事的李达立即发动留日学生集会响应，到中国公使馆举行示威运动，致函日本内阁提出抗议。他本人还以“天放”的笔名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文章，响应国内的斗争。在这次运动发展到工人和社会各界广泛参加之际，他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于 6 月 18、19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随后半个月，他又在《觉悟》副刊连续发表《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除在五四运动中发表大量文章外，在这前后，他还翻译以及在国内出版了涵盖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书籍。通过五四运动的锻炼，李达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李达同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他还发表文章批判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与李大钊等同志一起，对奠定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 年 2 月起，李达同志接替李汉俊同志，代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的职务。在他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进一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思潮，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在学生和进步分子中开展活动，并继续加强了对其他地区早期党组织的联系和指导。

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筹备者和组织者之一。1921 年 6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李达、李汉俊很快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经过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和李汉俊立即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进行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李达和李汉俊则是上海早期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

李达同志一直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党工作。上世纪 30 年代前期，他受党组织委托曾经两次去做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冯玉祥的工作，为冯玉祥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冯玉祥后来坚决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旗帜鲜明地拥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4 年 4 月，由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等 1700 余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同志是其中 10 名领衔签名者之一，表达了他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公开支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同志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了湖南大学师生 1947 年 5 月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 1948 年的“四罢运动”(学生罢课、教授罢教、职员罢职、工人罢工)。当时，湖南大学由于其学生运动的广泛影响，被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视为共产党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李达等则被认为是其中的“领导核心”。李达同志因此被列入国民党军警准备逮捕的黑名单。湖南解放前夕，李达同志还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密切配合，参与了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平起义的行动。他在程潜的高级顾问召集的座谈会上畅谈当时形势、湖南前途及中共的政策，指出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湖南才有前途。这次座谈坚定了程潜和平起义的决心。湖南和平解放的实现，有李达同志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达同志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在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认真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强调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要为国家建设培养合格的干部。在教学过程中，他坚持“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强调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结合起来。在教学内容上，他强调首先要以马列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高等教育所必须的基础，其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计划所要求的不同部门的不同建设人才，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上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他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主张教学要贯彻“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主张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他重视教学和科研，强调“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切工作都要服务于教学工作，对学校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始终抓得很紧。在武汉大学历史上，他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在承担繁重的教育领导工作的同时，李达同志致力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著名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时，李达同志把宣传阐发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精心撰写了“两论”辅导读本《〈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李达同志这两本《解说》及有关的论文，用大量生动事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并且联系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比如《〈实践论〉解说》，在讲到真理的检验标准时特别强调：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别无标准。”《〈矛盾论〉解说》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还是存在着”，并且“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这种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须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和完善。李达同志这些论述，闪烁着真知灼见，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李达同志在新中国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从 1961 年开始，他克服脑溢血、心力衰竭等疾病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带领助手们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完成了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编写。《唯物辩证法大纲》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全面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这部凝聚了李达同志生命历程中最后几年心血的重要著作，在他去世 12 年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他毕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撰写、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襟怀坦荡，心底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李达故居管理处副主任陈汝财告诉记者： “他先后写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社会学大纲》《现代社会学》《经济学大纲》，尤其是《社会学大纲》这本书，当时他是自费出版的这本书，出版后把它送给了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当时的革命者几乎人手一册。”

李达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毕生信仰和追求，即使离开党中央机关，也始终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威胁、利诱和拉拢。1944 年，零陵沦陷后，日伪汉奸曾要懂日语的李达为日本人办“公事”，逃难期间的李达宁愿忍饥挨饿也坚决绝不给日本人“办事”。

李达对当局横眉冷对，对老百姓却十分关心。在李达故居院子右侧，有两间风雨斑驳的校舍，门楣上挂着李达书写的“辅仁小学”。1946 年 2 月，困居家乡的李达创办了辅仁小学，让附近的穷苦子弟都有了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李达侄子李越介绍说： “当时是聘用了两个有文化的亲属负责教书，他自己就担任校长，亲自讲课，学校建立以后，方便了村里及周边小孩子上学，无论贫富都可以在这里上学，当时家里

辅仁小学开办了 5 年，先后几百名学生在这里接受了启蒙教育，李达在这些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主义和科学知识的种子，塑造了当地进学读书、尊师重教的浓厚学风。如今，过去贫苦落后的家乡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达对家乡的期盼也逐渐变成现实。而家乡人民也时刻铭记着李达，将李达忠于信仰、敢为人先，为人正直、不计名利的崇高品质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四、信仰精神的力量

以后的 20 多年中，李达虽然离开了党中央机关，但一直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坚持为党工作，一直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宣传教育。其间，他辗转长沙、武汉、上海、北平、重庆、桂林等地，利用三尺讲台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被革命青年誉为“红色教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被毛泽东称赞为一个“真正的人”。

“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我们要学习和弘扬李达同志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在中共一大会议的紧要关头，李达将自己的稿费作为最后一天的南湖会议经费。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北平、重庆等地，李达创办书店，自费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学习李达同志，就是要始终严以律己、严以修身、严以用权，牢记我们的权力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老一辈革命家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正逐步成为现实。今天，我们对李达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抓紧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永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永州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