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缔造者与叛变者的人

一、张国焘:中共缔造者与叛变者的人生丑剧

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为大会主持人。此后至1927年，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张国焘先后在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了辉煌的业绩，但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其最严重的错误是在红军最为艰难的长征时期，宣布另立“中央”，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基于这些错误，他在延安受到批判。从此，张国焘情绪低落，意志消沉。1938年4月，他背叛革命，投向国民党。张国焘的前半生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曾两次被北洋军阀逮捕；数次受到中94共中央处分；三次去莫斯科，是中共领导人中惟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殊荣的人；他的后半生却与蒋介石国民党共命运，曾为反共尽心竭力，然而最终又遭遗弃，不得已漂泊异乡。晚年曾向美国提供中共领导人情报，并撰写《我的回忆》，歪曲党的历史，为自己错误辩护，所得报酬却仅能填饱全家之饥腹。最终在82岁高龄时，贫病交加，客死他乡，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

二、中共建党初期高级领导人

1.“五四运动”把张国焘推上历史前台1919 年 5月4日，北京发生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95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国焘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张国焘把这些人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在这场由游行最终演变为痛打卖国贼的事件中，张国焘始终冲在前面，并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6 月7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张国焘的能力和才华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为人心胸狭窄，虚荣心强，好强争胜，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反对。6 月中旬，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张国焘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大会，他被推选负责总务工作，对此职务，张国焘十分不满。而此时，有“五四运动总司令”之称的陈独秀和北京学联11位重要负责人被北京政府逮捕。消息传到上海，在沪的北京学生代表决定，派不愿在全国学联就职的张国焘立即返京，组织营救工作。当时北京学联正群龙无首，张国焘旋即被推为总干事。对于这个职位张国焘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工作十分积极。他不仅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还负责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学生意见等等，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忙得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了，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96但是一次次请愿的失败让张国焘失去了往日的热情，他开始反对学生请愿，并申诉自己的理由说：“学生无后盾！”他转入北大哲学系，决定一心完成学业，以期将来功成名就。但是张国焘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移上海，经历了短暂的流亡岁月。2.救国理想，参与建党张国焘在上海时期，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中国共产党。1920 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中共党费的来源。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和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这一时期，张国焘常常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97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在张国焘的回忆里，中共一大时“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三、拥抱到决裂，叛党出走1.曲解意见，假传“圣旨” 1927 年 8 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1993年，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1928 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982.大搞“肃反” 1931 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3.“北上南下之争” “北上南下之争”，是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之间关于红军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同时，也是一场反对99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场争论要从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说起。会师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中共中央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为解决这个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于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正式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此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集中主力消灭松潘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举行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增补陈昌浩、徐向前为中央军委委员，以加强对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为实现北上方针提供组织保证。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虽然也对北上的战略方针表示赞同，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向川康边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会后，他以“统一100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由按兵不动，延迟红四方面军北上。他仗着人多枪多，向中央要权，策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这时，张国焘才调兵北上。但此时，进行松潘战役的战机已经丧失，红军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8 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一起行动。8 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并提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8 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新疆等地的错误。但张国焘一意孤行，抵制中央作出的北上战略方针。8 月底，右路军历经千辛万苦通过了草地。虽然中央一再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北上，但张国焘却要求已进入草地的红军返回阿坝。9月5日，他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8日，他又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还命令左路军中驻马尔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让他们转令军委纵队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就将其扣留。这表明，张国焘为坚持其错误的南下主张，已开始对右路军采用胁迫的方式。101中央再次劝告张国焘，强调如果左路军南下，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立即北上。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甚至背着党中央，给右路军领导人发密电，要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份至关重要的电报被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获得。他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就在红军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于10日凌晨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同时，致电张国焘，争取左路军立即北上。9 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认为，张国焘对目前的革命形势存在错误的估计，并且存在军阀主义的倾向。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促其北上。此后，已经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张国焘则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事实证明，南下是行不通的。到1936年6月，南下红军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损失过半，难以立足，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南下方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1024.叛党出走1937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 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曾经写作《我的回忆》。四、晚年生活潦倒，客死异乡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谓可圈可点。但是， 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有过这番遭遇，心里拒不承认错误的他决意叛党。1938 年 4 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103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处，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全国解放前夕，张国焘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台湾，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不仅没人重视他，就连自己看好的住宅也被强占，在这种情况下，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在1949年冬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又去炒黄金，想大捞一笔，结果又蚀了本。“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盘骨，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愁苦难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之极，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在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1967 年，“文革”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觉104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抵达了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加拿大。刚开始，张国焘夫妇住进了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在那里，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虽不能过上多好的日子，但也足够维持这对老夫妻的生活。1976年，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由此转进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该医院的环境很差，不仅医生和护士很少，狭窄逼仄的病房也让张国焘气短。更令张国焘难以忍受的是，每到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刺骨，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张国焘挺着中风的身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只能靠自己带来的几块毛毯御寒。1980 年 1 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了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蔡孟坚是张国焘的同乡，张国焘死后，杨子烈与他通了电话，讲了丈夫死前的情况：“(1979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五、矢志不移，坚定初心从满怀热情投身革命，到背信弃义私逃叛党，张国焘留给历史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公然叛党的背后是权利欲望的膨胀。原本以为从此大权在握的张国焘最终却落的晚景凄凉，客死异国。105我校是一所定位于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职业本科院校。始终坚持我校的教育定位不变，以张国焘为反面教训，坚定我校职业教育的方向，将我校办的越来越出色。文章来源：【张国焘_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