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2陈公博——沉浮录

1.1陈公博生平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08年入广州育才书社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因其父当选为广东省议会议员，他也当上乳源县的挂名议员。后辞职投入广州的北伐学生军。1912年在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又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

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任广东教育会评议、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并和谭平山、谭植棠一起创办《群报》，任总编辑。还与陈独秀、谭平山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初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7月以广东代表资格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建立后，他担任组织部长。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同年11月去日本，1923年2月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1925年2月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曾一度任该校代理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7月任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8月廖仲恺被刺后，继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任湖北省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江汉关监督。继又调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7月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支持汪精卫发动“分共”的反革命政变，还被推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宁汉合流后，因不满于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参与另组武汉政治分会与南京对峙，并担任武汉政治分会常务委员。不久又南下广东，任广东省民政厅长。10月任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年冬汪精卫出走法国，他于1928年1月到上海，以拥汪为旗帜，从事反蒋活动。5月主编《革命评论》。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的首领之一。1929年初去法国。3月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6月抵香港，策动地方军阀从事军事反蒋。

1930年初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酝酿军事反蒋，他以汪精卫代表的名义去山西见阎锡山，拥护阎主政，汪主党、冯李主军事，与蒋介石对抗。同年8月参加在北平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任组织部委员。扩大会议瓦解后，由香港转赴欧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被迫暂时妥协，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了他的党籍。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四届一中全会上还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2年1月任国民党统合作政府实业部部长。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后,他辞职赴欧洲游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8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四川重庆后，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同年12月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9月 在汪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任伪立法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他还是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当选委员。11月兼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翌年8月又任上海市保安司令。1941年3月任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汉奸头目。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治病，他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职。同年11月汪死后，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成为汪伪政权第一号汉奸头目。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在苏州被处决。

1.2三面人物陈公博

（一）第一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1920年夏，陈公博结束了在北大的求学生活，带着极不定型的新思想和急于施展才华的抱负，返回广东，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在陈公博返回家乡前后，广东已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方面，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再次举起“护法”旗帜，1920年10月从上海重返广州主政,革命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后的广州,各种新思潮广泛传播，各种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掀起了一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广州的陈公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20日，他联络同学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广东群报》，陈公博任总编辑。《群报》经正式发刊，便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受到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

陈公博主编的《群报》，在广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共广州支部的建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12月，陈独秀受聘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来到广州，帮助广州方面建立共产党组织。在此之前，两名苏俄代表联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1年3月，陈独秀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经过几次酝酿，组建了新的共产党广州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负责宣传。共产党广州支部成立后，陈公博继续任《群报》主编，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开辟了许多专栏，宣传马克思主义。《群报》成了广东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此外，陈公博主持宣传员养成所，招收进步青年入所学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革命骨干。陈公博还参与了党的外围组织，如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工作。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党在现阶段的目标和策略时，特别是党员能否当议员或到政府里去做官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但陈公博却视这种争论为两面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而“心内冷然”，从而导致“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7月30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的骚扰，只好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陈公博没能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二）第二面国民党大员

1925年4月，陈公博结束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回到广州，立即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约他面谈，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经廖仲恺介绍，陈公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由于汪精卫和廖仲恺的信任和支持，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不久，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农工厅长，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地位显著提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这些都与汪精卫提携密切相关。

1926年6月，北伐战争开始，陈公博成为蒋介石的重要随员随军北上。攻克武昌后,蒋介石委任陈公博为湖北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政务委员会委员。稍后，陈公博又兼任外交部湖北省交涉员和江汉关监督。随着北伐军顺利进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迁驻南昌，蒋介石将陈公博调至江西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之职，主掌江西新政府大权。

随着北伐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但蒋介石却出于维护个人独裁地位的考虑，提出要迁都南昌，于是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围绕迁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陈公博受蒋之托，奔走各方,出谋划策。基于当时蒋介石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他劝蒋介石迁都武汉，并劝蒋，等过了危机，然后再想办法。蒋考虑再三，接受了陈公博的“韬晦”之计。蒋一方面通电国民党中央，同意迁都武汉，一方面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由陈公博任代理组织部长。不久，陈公博由南昌来到武汉，很快成为国民政府中的显赫要人。1927年4月，汪精卫到达汉口，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再次靠向汪精卫，成为汪在政治上坚定支持者。

（三）第三面中国第二号汉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南京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同时他也想寻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1937年12月，陈公博以专使身份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正当陈公博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之时，日本向蒋提出了“议和条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卖国条约。这一时期，陈公博虽对中日战争也抱极度悲观情绪，但还没有参与汪、周等人的投降活动。1938年11月，汪告诉陈公博:准备离重庆，直接与日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与汪争论很久。不到一月，汪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国力已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降日已成定局。

陈公博怀着极其矛盾和苦闷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选择。考虑再三，汪派小集团的私利在他头脑中占了上风。他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离开重庆。

1940年3月，陈公博到达南京，担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同年5月，陈公博访问日本，希望日本对“国民政府”大力协助，调整汪日邦交。经过多次会谈，日本表示:对于汪政府的承认，大致放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字之时。同年11月，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

 

1.3人物铁事落伍者成巨奸

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伟大的一生。像毛泽东、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历史巨人；何叔衡血洒疆场，壮烈牺牲；邓恩铭、陈潭秋惨遭杀害，英勇就义；王尽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加之个性独特而宣布退党。如李汉俊、李达他们脱党而不放弃信仰。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由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介绍人又重新入党。然而，也有几个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以参加中共一大为转折点，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热情急骤下降，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对共产主义学说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和困惑,准备出国留学。正在陈公博“困惑”之际，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广东局势出现大变动。为此，中共中央召开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破坏党纪，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央的批评，中央要求陈公博去上海，回答党内的质疑。陈公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分手的态度。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且声明，绝不受党的羁束，接着他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他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到国外留学。

 

1.4再次踏上不归路

1922年，因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的叛乱，受留党察看处分。翌年被开除出党。

1925年4月，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国民党，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短短几个月，陈公博从一个刚入党的新党员跃进国民党核心领导层，成为国民党大员。这些都与汪精卫的提携密切相关。1927年4月，汪精卫已是武汉国民政府的首脑，陈公博成为汪氏政治上的坚定支持者。后来，蒋介石将汪精卫赶下台，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实行暂时合作。陈公博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公博与已叛国投敌的汪精卫、周佛海狼狈为奸。1940年3月， 汪伪政权“还都”南京。陈公博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伪立法院长，参与和策划了汪伪政府的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11月，陈公博以立法院长的身份主持签订了“日汪基本关系条约”。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条约。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就医。根据汪的提议，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之职。伪最高国防会议、伪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伪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等，也都由陈公博主持，可谓集大权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卫病死。陈公博继承汪氏身前之职。在“就职训词”中，他极力鼓吹“两个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现在之设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之流慌作一团。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了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

由于深感罪大恶极，难逃惩罚，陈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乘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针毡。尽管如此，这样的日子也不过五十来天。10月3日，陈公博由中国武装军警押解回国，被投进苏州监狱。在狱中，他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自白书，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

1.5个人感悟

在革命的道路上，千千万万的党员经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走到了最后，永远都是站在人民群众前面，在为人民群众的幸福与国家的富强无数党员为了理想信仰献出了宝贵生命，也有不少人在艰苦条件和残酷斗争中动摇甚至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信仰。参加党的一大的13人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5人牺牲，有人也脱离了党组织，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3人变节叛党。大浪淘沙乃在历史规律。正如鲁迅所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从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年轻干部要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三心二意、半途而废甚至背叛初衷肯定会出大问题。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信仰和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首要内涵，理想信念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他们丧失革命信仰，投机倒把，屈服考验，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真可谓是在革命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将名利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才有希望达到革命的顶点。

寻求革命真理，唯有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事业牺牲一切，置之死地而后生，方可沿着既定的革命目标不断前行。毛主席曾告诉过革命者，“要奋斗就会有牺牲”，革命不是儿戏，而是为国为民的神圣事业，这条道路上荆棘密布，危机四伏。为了革命无数先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毫不吝啬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生死存亡对于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就是 “家常便饭”，一大代表陈潭秋等同志血洒战场英勇就义便是一个佐证，虽壮志未酬，但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认可尊重。相反，诸如陈公博、周佛海之辈，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对革命不忠，对人民不诚，其结果可叹可笑。当代诗人臧克家曾写过一首名为《有的人》的诗，写道“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人虽死犹荣，为个人利益苟且于世的人虽存犹死。回眸百年过去，驻足百年历史。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人生之路告诉我们，坚守信仰的韧度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只有依靠忠诚才能经受考验、只有依靠忠诚才能战胜困难、只有依靠忠诚才能发展成长。

文章来源：

揭汪伪汉奸们的最后时刻 殷汝耕自称"曲线爱国" · 人民网  [2]  石源华 · 乱世能臣——陈公博 · 团结出版社 · 2008年：第377页

陈公博的三面人生，熊辉，《党史博览》2004年第06期

共产党一大文献是怎样被发现的？ ·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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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钢著. 中共党史上的那些人与事[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01. 第228页.

陈公博沉浮录：从“一大代表”到“投敌汉奸” · 央视网 · 201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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