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长征路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七律·长征》

自1927年国民党分共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省迅速发展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1930年10月6日，中原大战结束，以蒋介石一方的胜利而告终，蒋介石得以将主要兵力集中，部署于江西，连续发起五次军事“围剿”逐渐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武装。1930年-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反击反革命军事力量，进行了五次反“围剿”作战。在王明、李德、博古“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从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首次使用“长征”一词为这一战略转移命名。长征完成了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大西北的伟大战略转移，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战略远征。

长征的背景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宣扬抗日救国主张，并以红一方面军作为抗日先锋军东征。

1933年10月，国民党政府动员近100万军队“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各农村根据地，并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运动战方针，国民党军队均以撤退告终。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参与军事决策；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博古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主张坚守阵地。这一主张遭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上书反对。之后，博古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罗明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国民党由何键、陈济棠、顾祝同、蒋鼎文率四路军一百万合围红军。李德主张部队在广昌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导致红军损失惨重，彭德怀与李德发生尖锐对抗，张闻天也激烈反对博古的军事策略。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为战略转移释放信号。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突破防线·血染湘江

蒋介石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了四道封锁线。红军以一、三军团作为先锋，两个军委纵队居中，八、九军团分居军委纵队左右掩护侧翼，第五军团作为后卫。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一带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桃江。尽管事先与广东地方首领陈济棠达成秘密协定，但由于陈济棠并未及时粤军前方部队知情，红军仍遭受一定损失。百石战斗中，红三军团四师先头部队第十一团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人碉堡。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却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11月5日至8日，红军突破广东仁化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并占领宜章。

11月25日，红军全部渡过潇水。同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湘军刘建绪部占领全州，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态势。27日，蒋介石下令进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展开惨烈的阻击作战。中央红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后，出发时的8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红三军团十八团、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红八军团由于损失惨重，番号撤销。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从广西龙胜翻越越城岭，而此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前往湘西。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通道会议，毛泽东主张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得到了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认可。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正式肯定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发展川黔边区。1935年1月，红军开始强渡乌江，向遵义地区进军。

遵义会议·四渡赤水

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取得了最高领导权。但在博古、李德教条主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及长征初期损失惨重。红军内部产生对博古及李德的不满，王稼祥、张闻天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占领贵州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遵义会议，目的是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主张。

会议最终决定取消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恢复对红军的指挥权。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纠正“左倾”路线的错误，解决教条主义产生的问题，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19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同日，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前进，24日攻占土城。28日，红军向位于土城以北的青杠坡的国民党郭勋祺部队发起进攻，此战红军损失上千人，渡江计划未能实现。毛泽东认为再坚持下去会成为僵持战，于是决定立即撤退战斗，西渡赤水。次日，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地区。

2月5日至9日，红军进抵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及云南威信。2月10日，毛泽东建议利用黔北防务空虚，建议向东二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18日至21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

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建议进攻王家烈残部所在的打鼓新场，毛泽东表示反对。3月11日早，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与周恩来撤销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并恢复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3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苟坝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从组织上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苟坝会议决定的方针，使中央红军顺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月14日，三人团命令红军各军团向鲁班场靠近。15日，中央红军各部向鲁班场发动进攻。周浑元部、吴奇伟部、郭勋祺部形成对红军的夹击局势。当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撤出战斗，转向茅台等地。3月16日，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用浮桥三渡赤水，并任命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担任全军渡河司令员及政委。3月19日，红军在镇龙山与川军魏楷部接触，并发动攻击击溃了川军，进入两河口地区，此举成功诱导了蒋介石坚信红军北渡长江的意图。

3月21日，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在铁厂、两河口地区牵制国民党军队，其余部队计划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复出后，第一次指挥的大型战役，并获得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首次胜利。毛泽东使一度危在旦夕的中国共产党暂时摆脱危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军事才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以及基层官兵的一致肯定。对于基层官兵来说，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提出了明确的行军方向，以及最终的战略目标，而不再像李德指挥时期，红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基层官兵却不知道最终行军的终点，也不知道最终要实现的战略目的为何。自此，长征进入了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长途行军的阶段。

翻雪山·过草地

1935年4月2日，红军主力逼近贵阳，并直接威胁贵阳机场。4月8日，红军突然南进，从贵阳、龙里间突破国民党军队防线西进。4月23日越过平彝黄泥河，分两路进入云南。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云南禄劝皎平渡渡过金沙江。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理会议，会上决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5月20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冕宁。朱德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颁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号召彝民与红军协同作战。同日，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首领小叶丹在袁居海子（今冕宁彝海子）结为兄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5月29日，红二师四团占领泸定桥，与安顺场渡河部队会合。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向东翻越二郎山，突破川军阻击，于6月7日占领天全。随后，中央红军在飞仙关前转而北上，经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海拔约4124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虽时值盛夏，山上却仍冰冷刺骨。当地流传着的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饥饿和寒冷也给红军带来严峻考验，一些红军战士死于饥寒。但红军战士们并没有被严峻考验所吓倒，他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终于闯过了号称“神山”的雪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达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梦笔山到达马尔康卓克基。由于一些战略争论，红军在此长期滞留，导致松潘大路被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红军只能穿过松潘草地北上。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毛儿盖会议，决定占据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以此向东发展。随后，红军右路部队通过松潘草地。由于松潘草地一带荒无人烟，无法就地补给，结果红军面临了长征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包括：衣难（天气变化极端）；食难（极度缺乏食物、饮水中毒、缺盐）；住难（湿冷，草地几无干处）；行难（严重高原反应、缺氧、沼泽遍布），不少红军牺牲在了过草地的途中。8月26日，走出松潘草地的红军发动包座战役，击溃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进军甘南的门户。

吴起会师·会宁会师·将台堡会师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俄界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单独北上。9月17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天险，进入哈达铺，并在哈达铺最终将陕甘根据地定为目的地。

9月23日，陕甘支队渡过渭河。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榜罗镇会议。在会议中，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前往陕北的方针。10月19日，陕甘支队抵达陕西保安吴起镇（今吴起县），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胜利会师。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吴起镇会议，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战略计划》，决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并率主力向兰州、天水方向前进。由于陕北根据地经济情况艰苦，无法容下三个方面军。于是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界行动，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进攻胡宗南部。之后因为战术考虑，中央及西北局纷纷放弃该计划，改为《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在西兰通道以北阻击胡宗南部，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进军宁夏”。

9月23日，张国焘突然决心西渡黄河，占领兰州以北地区。2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西进的困难。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发电，要求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渡黄河，按照中央指示北进。10月2日，红十五军团攻占会宁。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界石铺，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会宁，红四方面军长征结束。

8月下旬，红二方面军通过草地，进抵甘南哈达铺地区。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发起反攻，企图“围歼”红二方面军于陇南地区。10月4日，红二方面军经中央同意，放弃甘南地区，开始渡渭河向北转移。由于红四方面军单独北进，红二方面军侧翼暴露，在渡河时受到严重损失。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至此长征宣告结束。

长征的意义

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围剿”红军、消灭革命力量的企图，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通过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西北，这为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准备了条件。长征结束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开始了。长征保存并锤炼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这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长征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它向沿途的人民群众宣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胜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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